学术观点｜陶家俊：跨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关联 ——论萨义德、劳伦斯和卡桑诺瓦的文学关联理论

跨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关联

——论萨义德、劳伦斯和卡桑诺瓦的文学关联理论

陶家俊

内容提要： 本文立足跨文化视阈透视历史、文化、政治、民族、地理等多纬度中独立的文学关联世界。比较分析爱德华·萨义德的跨文化连接论、帕特丽夏·劳伦斯的跨文化文学关联网络论与帕斯卡尔·卡桑诺瓦的文学世界体系论。他们对文学关联性的跨文化思考颠覆了文学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表征着从本体认知模式向关联认知模式的知识话语转型。

关键词： 文学关联跨文化世界体系知识话语转型

关联性（relationality）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理论概念。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义关联分为话语内的横组合关联与话语外的纵聚合关联（122-27）。以克莱恩（Melanie Klein）、温尼科特（D.W.Winnicott）为代表的英国客体关系心理学从幼儿期的自我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联来分析个体心理成长过程（Winnicott: 1-35）。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立足关联思维，从客观世界与人类主观世界的相互生成建构关联出发考察社会空间中位置的生成及作为社会实践者的人的社会占位行为（Outline 1-9；Field 29-30）。在政治哲学领域巴特勒（Judith Butler）受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异性（alterity）理论影响，提出身份认同从本体存在模式向他异性伦理关联模式转变的理论吁请（Senses of Subject 5-10）。其实关联性同样是文学研究领域内诗学和范式双重意义上的重要观念，它为我们深刻揭示有别于形式主义批评、文本细读论、后结构批评的文学关联认知模式提供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全新视域，为我们理解把握与文本细读方法不同的远读法（distancereading）提供了认识论意义上的新支点，更为我们透视历史、文化、政治、民族、地理等多纬度中表层显性的异质世界背后深层甚至独立的文学关联世界提供了思想基础。围绕文学关联性，本文试图从跨文化视域比较分析：一、萨义德（Edward Said）的跨文化连接论；二、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的跨文化文学关联网络论；三、卡桑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世界体系论；四、从本体认知到关联认知的知识话语转型。

萨义德的跨文化连接论

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核心理论是文学形象的历史关联。他在《欧洲文学戏剧中的场景》中这样概括文学形象的历史关联：

形象解释建立起两个事件或人物的联系。第一个事件或人物不仅指向自身，而且预示着第二个事件或人物，而第二个事件或人物包含或实现前者。形象的两极在时间中是分离的，但是作为真实的事件或人物又与时间共存，在历史生命的潮流之中。只是对前后对应的这两个人物或事件的理解是一种精神行为，尽管这种精神行为涉及的是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具象时间，而不是概念或抽象事物。（53）

形象解释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关联逻辑，必须通过一个形象来解释另一个形象，前者预示后者，后者实现前者预示的目的；两个形象相互指涉和增补，同时又共同指向未来，指向尚未显露、将要发生的事件。怀特（Hayden White）在《形象动因与现代主义历史观》中评价：“那么奥尔巴赫的文学史‘形象概念’的突出特征，是他不仅使用形象模式来解释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而且用之来解释‘文学’与‘历史语境’的关联”（qtd.inLerer131）。

与怀特相比，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中对奥尔巴赫的文学形象历史关联论的阐述更深刻：“这里需要指出形象最后的也是很难的一点。奥尔巴赫认为形象这个概念在文学—历史纬度与对信仰基督教的作者而言的真理世界——真——之间发挥关联功能，因此形象不仅仅传谕与过去的某个事件或人物相关的过时的意思，在第二种也是更有趣的意义上它蕴含着思想和精神能量，坚实地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基督教真理”（103）。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二度阐释仅仅是他自己关于文学关联性的注解。萨义德用概念“连接”（affiliation）代替“关联”。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中“连接”特指文化、审美活动中沉淀下来的“形式、陈述及其他审美表达与社会体制、文化生产的中介机构、阶级及无固定形态的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连接网络”（174）。这瓦解了唯文本论建构的文本乌托邦，将文学文本、形式风格、文本内在的世界，与“作者的地位，历史时刻，出版、传播和接受状况，所汲取的价值，所设定的价值和理念普遍共识基础上不言而喻的假设框架，预设的背景等”连接起来（174）。这些客观的社会和独特的文化物质及价值诉求关联，构成崭新的关联网络。因此“连接”既是一种将文本与社会和历史、文艺审美精神与客观文化物质实践状况联系起来的文学和文化阐释模式，又是批判文化权力和文化权威的有效手段。

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反思上升到精神关照层面，即文化和文明的危机时刻对文化权力和权威的批判赖以存在的批评意识，这种批评意识之孕育、发生和成熟渗透了西方现代文化史的进程。因内在的传承、繁衍和创造力枯竭而导致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分裂和断裂依靠批评意识来修补，依赖超越文化纷争和文明冲突悲苦现实的文化连接来重建。“我描述的是从亲源传承观念或可能的失败向一种补救秩序的转变。不管它是某个政党、体制、文化、一套信仰还是一种世界观，都为现世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崭新的关联形式。我一直称之为连接”（19）。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从后殖民跨文化视阈，将批评意识聚焦下的连接从现代西方文化扩展到全球地理、文化、历史版图上交叉连接的状况“重叠的领土，纠缠的历史”（46-48）。西方文学和文化不再局限于西方比较文学、英文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的阐释范围，在更辽阔的帝国空间地理版图上呈现出全新轮廓。西方各殖民宗主国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争斗，宗主国与遥远殖民地千丝万缕的瓜葛，帝国的文学、历史、民族志等知识话语对异域异族文学、历史、文化的缄默化话语暴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血腥，与殖民地抵制反抗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更真切地表征了现当代人类文明分裂冲突的惨烈现实（30-52; 66-67）。综上所述，全球时空经纬中的连接主要是批评意识中全新的连接阐释模式揭示的殖民与反殖民历史和现实境遇，以及这种历史和现实境遇中西方殖民现代性与非西方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前后因果相继的现当代文明史进程。

批评意识关照下的跨地理、跨文化疆界的文学和文化连接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向度，这就是批评意识生成的理论在不同地理、文化栖居环境中结成的既同源又变异、既离心又向心的跨界关联状况。萨义德在《旅行理论》一文中将理论的跨界迁移类比成植物的杂交繁殖或动物和人的迁移，它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一、原始起点是孕育理论的温床；二、各种外在压力促使理论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寻找到新的栖息地；三、新环境接纳、吸收或抵制长途迁移来的理论；四、适应新的时空环境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后，理论发生变异并融入新环境（World 226-27）。

萨义德在《旅行理论再思考》一文中考察了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后殖民革命理论家范农的暴力理论的跨界关联（Reflections 436-52）。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展示了根生于异化、笼罩着现代生活的混乱状况；同时他又借阶级意识演绎的宏大叙事展望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化解异化死局、超越生活困境的救赎力量。范农在《地球上的苦难者》中将主/客体哲学命题重新置于殖民异化和暴力境遇。卢卡奇思想视野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变成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欧洲人与非洲人、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卢卡奇将意识高悬于历史之上。范农却指出，地理空间比历史重要；历史又比意识和主体有着更重的分量。

理论跨界迁移具有丰富复杂的关联内涵：一、旅行理论在持续地诠释、回归源理论的同时锲而不舍地否定、超越它；二、它涉及时间、空间、文化、政治、历史、肤色等边界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边界问题是跨越欧洲地理、政治边界和肤色边界；三、越界并非后现代游牧式的漂泊迁移，而是有着因独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境遇建构而成的习性。劳伦斯的跨文化关联网络论劳伦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汲取理论滋养，从语义关联网络角度探讨跨文化的文学关联性。她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中这样表明自己的理论取向：“本研究将不同文类中的信件包含在内，这是对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的意义网络理论的延伸。关于中国和英国的不同种类的叙事和话语表明，在英国和中国有多种方式来彰显中国特质；同样在中国和英国也有多种方式来彰显英国特质”（24）。她认为索绪尔的语义差异原则有助于凸显世界版图上存在却被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忽略甚至压制的中国现代主义。

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的语义原则再次重要地支撑了该著中对差异的这类探讨……那些中国同行竭力向燕卜荪、瑞恰兹等批评家学习组织、传达他们美学思想的方式，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现代主义美学总体上在西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著述中没有被认可。……因为缺少理论和批评发声，加上语言、政治和地理距离，中国在美学殿堂中同时处于在场和缺场的状态。（155）

劳伦斯的跨文化关联网络理论精髓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首先，跨文化的文学版图是多层面上各种关系构成的网络，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团体、文学运动、文学现象以及文献档案的价值和意义不是自动确定的，而是受整体差异关系网络中所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只有从总体上凸显所有这些关联因素构成的经纬网络，我们才能把握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她称这种跨文化语义关联模式为三维网络模型。“这些网格由很多动态的语义层构成，语义层又由各种话语组成：个人的、性别的、宗教的、文学的、群落的、美学的、民族的、帝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从这些彼此交错重叠的动态语义层的上边、下边或旁边看去，人们究竟能看到什么取决于它的视角，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立场、政治立场及理论立场（46）。

第二要素是语义分层网络连接点上的各类档案。文学作品乃至文学经典仅仅是表层文献，网络的连线上和不同层面上更多排列的是信件、日记、自传、散文、评论、艺术品等档案材料，例如贝尔（Julian Bell）的中国相册、凌叔华的友谊画卷、凌叔华经贝尔修改的小说手稿、凌叔华与伍尔夫的通信等，这些资料以凌乱、自然的样态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中英文学现代主义的跨文化过程中内在必然的构成因素——男女情感、审美体验、文化和政治见解、艺术主张、个体与民族的关系及其表达。这些因素在跨文化过程中相互碰撞，对立，妥协，融合，衍生出不同的文学样态、文化样态，成为个体同时也是民族更是文学现代主义想象的资源。

第三个要素是跨文化对话。现代主义文学，包括现当代文学批评，有一条不证自明的逻辑，即文学表述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同质甚至同一关系。但是上述档案在跨文化的多元文化空间中多样的栖息状态和条件本质上揭示了文学实践的增生性、多样性和流动性。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和外部被文学关联网络分割成艺术空间、国家空间和国际空间，这三类空间的交错重叠而不是同心合构意味着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之间的交流对话，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审美和艺术空间。

跨文化对话促成对民族—国家空间和世界空间的艺术重构，这决定了艺术空间内、艺术空间之间、艺术空间与私人空间、公共政治空间乃至帝国空间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从个体、团体到民族，从情感、文学、审美、文化到政治，或从诗歌、小说、自传、批评、哲学、思想到政治或经济，对话形成多层面的交流互动关联。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共同形成的文化霸权产生一系列别样的对话形态以及对对话的再现政治压制。与官方、主流、正统、经典书写不同甚至对立，这些在档案中留下情感印迹、审美痕迹、思想斑纹的跨文化对话呈现为边缘、民间、底层、微型、琐碎甚至无声样态。中英现代主义之间的对话充满了多义甚至歧义，交织着断裂和连续。中英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异域传播和接受充满了惊奇、意外和变化。

劳伦斯凸显1991年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贝尔与凌叔华往来的信件这份边缘档案，借此勾连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布卢姆斯伯里小组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关联网络，探讨中英现代主义的对话特质。此外她从各种档案中搜罗出大量不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正史和经典排行榜所容的边际文献资料，如未发表的信札、日记、采访，以及报刊文章、评论、散文、艺术品。由点连线，由线成面，由面成体，她编织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跨文化的现代主义全息图卷。与着眼于边际、边缘档案证据链对应，劳伦斯从与西方文化完全相反的视角去观察中英现代主义交流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审美空间以及沉淀下来的情感、想象、民族等因素。

劳伦斯表明，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及艾哈默（Aijaz Ahmad）的《理论之中》之间的方法论承继关系：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的划时代之作《东方学》将东方建构成“（西方）最深厚、最频繁出现的他者形象”，由此出现了一种记载这种关系的新方法。……但是1995年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记录下第三世界对西方统治的反响，针对统治“始终存在着抵抗”，该领域发生了转变。

阿贾兹·艾哈默德发展了“抵抗”和“替代话语”这类观念，同时又质疑爱德华·萨义德建构的“非差异化的话语”。本研究将习以为常的东方与西方的地理、文化和政治二元对立更复杂化，将聚焦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文化研究和美学的其他体验和分析范畴囊括在内。（30-31）

她从对萨义德和艾哈默德的学理批判中为自己寻求理论合法性依据，只不过忽略了萨义德有关文学关联性的精辟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劳伦斯急于摒弃的是“程式化的‘压迫’与‘被压迫’、‘主’与‘仆’、‘殖民’与‘被殖民’”（49）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她既否定布卢姆斯伯里小组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学社团与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绝对从属和共谋的关系，也否认新月派完全局限于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这种设定。布卢姆斯伯里小组与新月派既是平行发展和平等对话的关系，又彼此枝蔓缠绕交接，形成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关联网络。中国现代主义与英国现代主义难分难解，同时它们又分别扎根于地方、本土和历史。撇开中国现代主义，无法了解英国现代主义的全貌，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只不过是一幅残缺的画卷。

卡桑诺瓦的文学世界体系论

卡桑诺瓦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距”史学观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中心空间、半边缘空间、边缘空间世界体系理论影响。她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考察16世纪到20世纪末的四个世纪中国际文学空间的发展，该空间体系胎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诸城邦兴文竞盛之风，与欧洲近现代政体国体裂变及民族—国家逐鹿争雄并出。继之16世纪中叶法国的七星诗派挑战拉丁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的霸权地位，欧洲各国先后加入国际文学空间中的竞争，借以标榜自身的文学财富和传统。19世纪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加入，再次将国际文学竞争推向更广阔的空间。20世纪非洲、印度次大陆、亚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渴望在国际文学空间获取文学存在和地位的吁请日趋强烈，国际文学空间扩展到全球。

国际文学空间具有统一、唯一、绝对的文学合法性法则——国际文学空间的格林威治子午线，这就是审美现代性不断刷新的先锋精神或标识的现在时刻。所有文学与这个不断自我刷新的审美现在时刻之间的美学距离，标明了它们与现在时间的关联程度，要么在遥远的过去，要么无限接近现在时刻。时间上的美学距离同样表征为文学空间与审美现代性雄踞的巴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长达四个世纪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资源积淀使巴黎成为审美现代性的堡垒，政治、审美、思想自由的灯塔，文艺和知识产品交换的中心，文学合法性和权威的裁判所。国际文学空间体系的历史，也是巴黎成为国际文学空间中心和希望之都的历史。与巴黎中心不断翻新的先锋现代文学经典同时、同步的时空构成了国际文学空间的中心区域，其余空间成为半边缘和边缘区域。

被不断重新界定的文学生命的现在时刻构成了世界艺术时钟，以此为参照，如果作家们企望获得合法性就必须校准他们的作品。如果现代性是文学唯一的现在时刻，这意味着建构一种衡量尺度的可能性，那么参照文学的格林威治子午线就可能评价、认可某部作品的质量，或者相反因时空错乱排除某部作品，或为其贴上“地方性”的标签。（Casanova 91）

现代或先锋的同义词是新，新意谓着挑战和竞争——挑战现在，超越现在，与权威的先锋作家竞争。新意谓着比现在更现在，比已确立的现在标准更接近文学审美表达的极致。所有现代先锋文学要摆脱被超越的困境、摆脱时间否定辩证法宿命的唯一可能就是使自己成为经典，从而“将自己从品味和批评言论的起伏波动中解脱出来”。经典一劳永逸地凌驾于所有文学现代性旋转舞台上的竞争者之上，挣脱了时间的囚笼，“被宣布为永久、永恒的经典，只有这样某部现代作品才能摆脱衰亡的命运。经典就是文学合法性本身的化身……”（92）

国际文学空间的构成单元是民族—国家。恰如在政治和经济维度中不同民族—国家结成既相互竞争和敌对又相互依赖的复杂关联网络一样，国际文学空间同样符合这一关联模式。在文学的地缘政治不平等关联制约下，现代民族主义建构的民族身份的自足和自由独立仅仅是神话，它只有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相互竞争和对立关联中才能完成自我建构。首先，文学地缘政治揭示了政治与文学两极间同步发生的平行运动。一方面，19世纪以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更多的民族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国际文学空间的版图不断延伸拓展。另一方面，曾经为民族—国家启蒙开路、摇旗呐喊的文学逐渐与政治分道扬镳，探索文学自身独有的资源（如形式、叙事技巧、风格、语言），形成文学空间体系独特的法则和自律，最终摆脱对民族和政治的依赖，形成独特的文学地缘政治体系。其次，文学地缘政治体系的不平等关联结构脱胎于政治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但又绝对不同于地缘政治中的不平等。世界文学空间中的文学都扎根于特定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和现实土壤，正是这种语言和文化与民族之间的类同关联形成了国际文学空间中不平等的等级关联结构。以民族—国家空间为单元的不平等的文学地缘政治既表现为欧洲与非洲、亚洲之间的对立，又表现为欧洲内部发达的中心区域与欠发达的中东欧、爱尔兰、美洲（包括拉丁美洲）之间的对立。

国际文学空间中心以其悠久的文学传统、文学评价权威、丰富的文学资源，构成自律一极。其他区域因其文学资源的弱势、与民族主义和国家政治纠缠的现实、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差距，构成了对立的他律一极。这两极也是国际文学空间与民族文学空间的结构性对立，国际作家与民族作家的对立，两极间的张力矛盾无疑给那些致力于进入中心、获得国际文学合法性、获取国际文学资本的作家打上了双重定位的烙印。一方面他们深受自己民族文学、语言的浸洗；另一方面中心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美学模式，成熟发达的翻译、出版、评论、评奖网络。以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为霸权语言，以巴黎、伦敦、纽约、巴塞罗那、柏林为文学交换和文学资源集聚空间，西方文学霸权通过语言与文化和政治的共谋，在半边缘和边缘区域形成语言殖民、文化殖民与政治殖民融为一体的殖民化。这种文学霸权彰显为中心的文学圣化权威机制（包括评论、翻译、评奖）对来自边缘的作家和作品的认可。

卡桑诺瓦认为国际文学空间中的认可机制推动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化过程（littérisation），语言和翻译是文学化过程最显著的表征及跨界关联的纽带。国际文学空间中，文学性首先指的是用部分语言书写的知名甚至经典文学文本，这部分语言获得了高度的文学性、文学传统、文学表达形式技巧和审美力，而其他语言却缺乏文学性。文学价值历史地、选择性地附加于这些具有文学效力的语言，而衡量语言是否具有文学性的因素包括：语言的年龄、审美表现力、拥有的文学文本数量、世界认可的作品的数量、翻译作品的数量，等等（20）。

翻译及推动翻译的多语言使用者是连接边缘与中心、非文学化的语言与高度文学化的语言的纽带，因之语言的文学性程度同等地与该语言拥有的世界中介多语言使用者和翻译者（不排除出版社、编辑和批评家）相关联。多语言使用者和翻译者群体是文学世界共和国隐形的立法者，他们拥有的权威使他们能决定什么是文学、哪些是弥久不衰的作品。他们拥有的圣化权力和文学判断力源于他们独立自由地栖居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在将文学从语言的疆界藩篱中释放出来的同时，他们确立了文学价值判断的国际标准和合法性。

从非文学的语言到文学性语言的翻译过程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边缘到中心、从不被认可到跻身国际文学空间的过程。翻译不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交换，而且是特殊的文学认可形式，它成了所有中心以外的作家进入国际文学空间的通道。国际文学空间中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翻译涉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竞争，对于中心以外的语言而言，翻译成了积累文学资源的手段。翻译者将中心现代性浪潮中的作品译介到边缘空间，为革新本土文学、整合国际文学空间发挥根本作用。而将用其他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翻译成高度文学性的语言，是一个合并边缘文学、丰富中心文学资源的有效方式。多语言翻译本质上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使文学双向地跨越了语言、文化、地理的边界，以双向可见的方式在国际文学空间中流动迁移。卡桑诺瓦这样总结翻译衍生的丰富内涵：“相应地我将翻译、自我翻译、转写、用主导语言直接创作等方式定义为文学化。通过文学化手段，来自文学资源贫乏国家的文本被合法权威承认其文学性。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创作的，这些文本为了获得文学性认可必须经过某种形式的翻译”（136）。

从本体认知到关联认知的知识话语转型

萨义德、劳伦斯、卡桑诺瓦对文学关联性问题的思考似乎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差异根本上表征为学理上的不同。萨义德与奥尔巴赫秉持的欧陆语文学传统一脉相承，高举人文主义精神的火炬。劳伦斯企图将跨文化的文学关联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学理嫁接，借语义差异关联的聚光灯来透视、还原跨文化的文学迁移实景，骨子里信奉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卡桑诺瓦从法国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学派汲取方法论精粹，将地缘政治与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融合，重构世界文学的世界体系，从话语实践层面揭露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文学的地缘政治中的表征。

与学理上的根本不同并行不悖甚至与学理相得益彰的，是他们在思考文学关联性问题时的价值和伦理趋向惊人地相似。萨义德站在欧洲、西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乃至现代西方危机文明他者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构西方文学和亚非拉文学的地图，质疑颠覆西方的文化霸权。劳伦斯则试图从中国、从东方的视角，站在反英国现代主义话语暴力的立场，重构中国和英国现代主义（也是世界现代主义）的多维语义网络，批判颠覆英国现代主义权威叙事和知识话语对中国现代主义话语和东方美学表述的压制甚至缄默化。卡桑诺瓦立足所谓的文学资源贫乏的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揭露欧洲文学霸权中心的结构和策略，重构边缘作家和边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学理上不同，价值上趋同，这似乎成了有关文学关联性理论的双重困境（double bind）。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上述各家理论的认知层面，无疑我们无法走出认知困境。因此我换位到跨文化视阈中自我与他者关联互动生成的他异性（alterity）引发的理论思考，进而反观上述学者的思考表征的文学关联性问题。巴特勒有关跨文化的他异性的最新理论思考值得我们借鉴，她在《殊途陌路：犹太性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和《主体的感知》中论述了他异性建构的外—静态（ec-static）关联场域的几个核心问题。其一是从本体存在模式向关联存在模式的转变：“如果‘是’那个主体就意谓着已经进入了某种关联性模式，那么‘存在’让位于‘关联模式’——使人想起与温尼科特（D.W.Winnicott）有关的列维纳斯”（Parting Ways 6）。其二是对关联场域中他异性推动的跨文化转化（而不仅仅是狭义、浅层的翻译）的新认知：

只有通过进入文化转化场域，特定的资源才变得可概括和有效。……只有将之从一种时空结构移植、调换到另一个时空结构，传统才与他异性——“非—我”场域——产生某种接触。列维纳斯给予我的启发是：这种与他异性的接触激活伦理场景，即与他者的关联使我负有责任。这样转化中的裂口变成了与外在于我的世界接触的条件、通向非—静态关联性的工具、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交汇且新事物产生的场景。（12）

其三是他异性场域固有的关联模型决定了该场域的构成性要素（如他者、话语、环境、体制、技术、生命过程）以及潜在的竞争和对立（Senses of Subject 6,9）。借助列维纳斯的“他异性”概念和巴特勒的分析，上述双重束缚本身其实只是认知模式和知识话语转型的表征。在认知模式上，它表征着从以自我身份为核心的本体认知模式（ontological cognition）向以他异性激活的关联认知模式（relational cognition）的转变。认知模式的转换，导致知识话语层面的全新裂变甚至变革（而不是简单的范式变革）。这种双重叠加效应反映在三位学者的文学关联性思考中，就是对文学本体论（特别是唯文本论和唯作家论）和文化本体论的彻底颠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为什么萨义德将审美活动与文化体制、现代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连接起来；为什么劳伦斯精雕细琢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的关联网络；为什么卡桑诺瓦将对作家和文本的研读转变成文学化过程——文学的越界迁移。在他们勾连的文学关联图谱中，文学的构成因素、栖居状态、价值和意义都发生了巨变。

萨义德、劳伦斯和卡桑诺瓦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他异性建构的关联场域，或者说在他们的视野中文学他异性呈现为不同的样态。对萨义德而言，文学他异性在批评层面表征为现代文明断裂的危机时刻以及相应地作家和批评家的危机意识和文化连接观。在殖民现代性引发的跨文化遭遇中，它在文学再现中表征为自我与他者的纠缠和文化压制（所谓的“重叠的领土，纠缠的历史”），在文学书写和发声中表征为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远航”（voyage out）和殖民地到宗主国的“逆向航行”（voyage in），在思想理论中表征为越界迁徙。这些都共同指向历史、地理、文化、文学书写、思想言说多维度构成的文学跨界迁移和变异场域。文学从孤立的文本和孤绝的作家变成了批评、文学书写、作家流动、思想理论迁移的多维动态世界，这个多维动态的世界也就是劳伦斯提炼的多维语义关联模型中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的多维多层动态交融和对话。在这个场域中各种不同的档案（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学文本）将整个多维多层的意义世界连接起来，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卡桑诺瓦与前两者不同，她在建构国际文学空间这一他异性关联场域时将审美现代性树立为整个场域绝对的参照点，尽管她花费大量笔墨凸现边缘文学空间的他异性力量。空间地理上绝对参照点的确立，在历史的时间向度中染上了目的论的重病，因此她以翻译、评论和评奖为主要手段的文学化过程通往的是审美乌托邦的必由之路，她几乎没有像萨义德那样指出西方文学之外的民族和区域文学的自由之路。同理，她的论述遮蔽了他异性的力量，尽管她在伦理价值取向上声称自己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

三位学者对跨文化的文学关联性的思考涉及的第三个理论要点是跨文化的文学转化，而不是狭义的翻译，萨义德对这一点的阐述很精微周备。无论是在文学书写、文学阅读和批评、思想理论旅行迁移，还是在文学征兆的跨文化政治话语实践层面，他都将跨文化的文学转化具象化，分别从反殖民文学或西方经典文学中隐匿的他者声音、对位阅读、迁移变异、文化抵抗政治中践行他所谓的启蒙和解放工程。与之相比劳伦斯仅仅停留在语义差异关联层面，将深层、隐匿、看似边际的档案激活，借以勾画复杂的经纬网络，试图还原文学潮流的跨文化交流对话。因此她意图中对他者声音的还原仅仅是批评介入和干预行为产生的附加效果，并没有真正将历史状况中的他异性还原激活。她所秉持的对话伦理实质上与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新文化自由主义并无两样，在西方当代新文化帝国主义的阴霾中对话和多元共存其实不过是与卡桑诺瓦的审美乌托邦一样的文化乌托邦理想。

巴特勒的关联场域的构成要素是一个真命题，但是她忽略了这个命题涉及的文学关联场域和以他异性为根源的知识话语实践的核心——主体性建构和反对象化／客体化的主体实践。她在更精微地探讨他异性和后现代伦理的时候，悖离了她早期匡扶的黑格尔主义。回到本文论述的文学关联性，我们发现萨义德和卡桑诺瓦给文学关联场域中文学主体性建构和反对象化／客体化实践指出了一明一暗的两条道路。明路是萨义德反复提炼的批评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暗路是卡桑诺瓦指出的处于边缘空间中的作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学自立之路：在西方文学霸权压制下边缘空间中作家以复杂微妙的回返方式，从民族文学空间走向国际文学核心，再从中心出发来推动民族文学的解放和自立。（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参见《外国文学》2019年第5期，侵删）

作者简介：

陶家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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